【社媒觀察】“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土味再刷屏，你又雙叒被洗腦了嗎？

banana_yoyo

出自北大貓哥
“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怒江瀘水市，瀘水市六庫，六庫傈僳族……”



圖片



最近，你是不是被這段魔性的視頻洗腦了呢？



這位哥是云南傈僳族小伙“蔡總”（快手ID：云南傈僳小伙——蔡總，視頻中的他留著狼尾發型，斜側臉面向屏幕，隨著魔性的BGM邊對口型，邊有節奏地點頭，被網友戲稱“為云南隊上分”。



如今，#我是云南的#相關熱搜話題獲得了大量點擊，這位小哥的快手直播首秀即收獲了1277萬人的觀看。為什么這樣的視頻又一次洗刷互聯網？這背后又是哪些考點呢？


模因與模仿
背后的傳播游戲

模因在牛津英語辭典里被解釋為“以非遺傳的方式（如模仿）傳遞的文化元素”，理査德?道金斯則將通過模仿而傳播的文化基因稱為模因。

“我是某某的”正是這樣一種模因，作為文化傳播或文化模仿的基本單位，人們受從眾心理驅使，炮制“我是某某”，等類似流行詞，這也是為什么，他們可以像基因一樣，以其極強的繁殖能力和精確的復制能力在朋友圈和微博迅速走紅。

很快，各大主流媒體、政務新媒體紛紛跟進，推出各類模仿視頻。表現為從普通網友到明星、官媒，從介紹家鄉方言到招生宣傳、文物科普的大眾參與。
  

當然，這也意味著，互聯網早已實現了“人人皆可發言”的技術民主。“歷史上從未有哪一個時代，如今天這樣，能讓普通個體擁有如此之大的話語權。”

從這之后可以看出，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重新分配了社會話語權，并因此改造了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在大眾獲得充分話語權后，過去關于家鄉的“集體記憶”的精英壟斷被打破，亦被重新分配。

當然，這也契合了史蒂芬森的傳播游戲理論。有一部分傳播本身沒有信息傳播的特征，傳播活動本身就是目的，能夠帶給人快樂、甚至使人達到忘我的投入程度。

“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也許沒有傳遞實際有意義的信息，但卻能使人們在不斷傳播的過程中感受到快樂和溫暖、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每個人模仿類似的話，唱著類似的歌，本身就是快樂的傳播過程。



#2

土味短視頻屢出圈

鄉土文化哪家強


去年風靡全網的“山東菏澤曹縣666”刷屏，曹縣一下子火遍全網。再到快手上，甘肅夫婦每天一遍的“甘肅不大，創造神話！”也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當時@甘肅·炎陽 創作的一系列“甘肅戰歌”，是一組充斥著各種標準意義上“土味元素”的短視頻——喊麥、不明所以的舞蹈動作、略微失真的話筒音效、兩元店風格的伴奏beat、有辨識度的地方口音——強烈的視覺沖擊不斷夯實著你對“西北農村”的刻板印象。


如今，“我是云南的”再次喚醒了網友們的土味記憶，成為新晉頂流土味短視頻。

何為土味短視頻？在熱愛觀看土味短視頻的用戶認知中，土味短視頻是一種帶著“土氣”“鄉氣”“農村氣”的，具備鮮明田園特征與農耕文明形態的“原始”文化產品。

而鄉土文化，也正是通過這類土味短視頻擴散至各個用戶群體，向互聯網文化中的精英階層展示了社會的多元化與文化的本土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的既是互聯網文化溝壑中底層用戶獲得的“庶民的勝利”，更是一種網民用戶大規模的集體“尋根”。

學術上講，土味短視頻，是一種由三四線城市或鄉村居民所生產出的原生態的內容創作產品。

一方面，此類土味短視頻以一種大眾文化產品的身份，維系著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文化聯結，同時又因其“土”“獵奇”“不高級”等特點成為大眾流行文化下移的文化產品之一；另一方面，它是聯通中國當代城鄉社會關系的節點，以其區別于城市文化的、傳統的、質樸的景觀營造，為大眾呈現出一種獨特的視覺空間。

土味短視頻，往往是以非專業性、稚拙的、極具感染力的表達方式，展現了血肉鮮活、更具私密性的日常生活。

例如，土味短視頻中出現大量日常生活中方言、自創的發音等非專業術語的聽覺符 號。如快手紅人 giao 哥的“一給我哩 giaogiao”，這句話在他每段視頻的結尾和中間都會出現，因為這句話太過搞笑洗腦，加上他瘋癲的“饒舌說唱”，giao 哥從此一炮而紅，成為了快手網紅。

就內涵來說，“giao”并沒有什么具體意義， 但這種古怪、新奇別特別的發音從海量聲音中脫穎而出，成為被人注意到，奪人眼球的新詞新語，彰顯其“土味”特征。又如，一位快手號叫鄭口李葵二少的女孩，因為走路總是一顛一顛的，像是腳被燙到了一樣，其實 jio就是腳的意思， 是一些地方的方言，因其趣味性也被網民挪用。


#3復制與連接
重建城鄉二元分野的認同障礙


那么，這樣的土味短視頻傳播，又能達到什么樣的社會意義呢？

吉登斯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中提出，現代制度的全球化及其導致的日常生活轉型，對個人或群體的交往行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自我變成一種“反身性規劃”，是經由可被修改的有關自我認同之敘述而實現和維持。

在鄉村居民，建構屬于自己的個體身份與社會身份時，不可避免地會被當下大環境形塑，而土味短視頻這一媒介正是鄉村文化與城市文明之間的連接，鄉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依賴這一媒介產生了互動行為，讓兩個群體之間關于彼此的文化價值觀區分更為明顯。

伴隨著城鄉二元文化結構分野的日趨明顯，在兩種不同文化之下的身份認知也呈現彼此對立的狀態。 傳統的城鄉二元對立讓大部分鄉鎮青年產生出一種強烈的“排斥感”，讓他們在這種動態交往與融入中，逐漸懷疑與消解自己的身份認同，造成了一種雖然人在鄉村，但奇異的都市排斥感卻充斥著日常的網絡社交。


而在這種對立的身份認知下，鄉村居民對城市文明與物質文化卻抱有自己的美好想象，正如阿帕杜萊所說，電子媒體提供了嶄新的資源和規則來建構想象中的自我和世界。

如今，人們都生活在城市里，用普通話去融入城市，這次現象級的方言模仿，暗合了每個人普遍的故鄉情感，也彌合了城鄉的錯位。

無論是在外打工的還是，留在農村的年輕人，都有很大的機會參與到這種傳播家鄉文化的短視頻創作進程中來，成為家鄉的代言人，比如說李子柒、丁真們，讓人們見到家鄉的美麗的同時，自己也獲得成功。

所以，這也是為什么像云南小伙蔡金發這樣為自己家鄉喊麥，為家鄉打call的視頻，一直是短視頻平臺上的“流量密碼”之一。

參考文獻：
胡百精《互聯網與集體記憶構建》   
孫玉婷《淺析抖音短視頻奇觀中的模仿行為》
九派新聞：《我是云南的》說唱觸發方言模仿秀，你為家鄉代言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