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千菊丸 于 2013-7-18 14:53 編輯
改革開放30年來的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
（一）30年研究歷程簡述 中國和日本兩國有兩千年的相互認識和研究的歷史。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日本的國家。近代以來、特別是甲午戰爭以來的日本侵華、中日交惡的痛史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同時也讓中國人認識到過去對日研究的不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日兩國分屬冷戰下的東西方兩大陣營，長期處于無邦交的對立狀態，難以開展正常的學術交流。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中研究成果盡管數量不多，但是吳廷璆、周一良、鄒有恒、朱謙之等老一輩日本史學者做了許多開創性的研究，為我國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63。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為日本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1972年—1978年可以說是我國日本史研究的恢復期和啟動期。國內各日本研究機構紛紛恢復活動，著手進行年輕研究人員的培養，特別是全國數十所大學先后成立了日語系或日語教研室，上百所大學開設了第二外語日語課，為國內日本研究隊伍的擴大和素質的提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在“左傾”思潮的干擾下，正常的學術研究依然舉步維艱。這時期的研究多為譯著和介紹性成果，有深度的研究專論尚不多見。 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最初幾年，我國日本古代中世紀史學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恢復教學、編纂教材、重建與日本學術界的學術交流關系。經過數年的積累和準備，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的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開始進入成果收獲期。1980年，中國日本史研究會(后改稱中國日本史學會)成立，1982年和1985年中國日本史學會先后出版了兩冊《日本史論文集》，其中收入日本古代中世紀史論文20篇。1982年，汪向榮發表了改革開放后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日本古代史專著《邪馬臺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王金林于1984年出版了建國以來的第一部日本古代中世紀通史《簡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沈仁安、宋成有、李玉對戰后日本史學史做了一系列深入的分析與總結164。此外，學者們還圍繞日本古代部民制、大化改新、從奴隸制向封建社會過渡、中世至近世的幕府政治、儒教與日本的思想文化等問題發表了一批有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來，中日兩國的學術交流日趨頻繁和規范化，國內各大學和社會科學院與日本國際交流中心、日本學術振興會等國家或民間學術機構的交流渠道逐步建立起來。中日兩國的頻繁的學術交往，使中國學者能夠更加及時地了解日本方面的研究動向，收集和掌握的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資料更為全面、具體。同時，中青年學者的專業日語水平也有了極大的提高。 在不斷提高研究成果的質量的同時，中國的日本古代史學者還努力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積極爭取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的話語權。1988年中國日本史研究會在北京大學召開了中日“大化改新”國際學術討論會，以日本著名古代史學家門脅禎二為首的一批古代史知名學者與中國學者圍繞7世紀日本大化改新的性質、過程和歷史意義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會后日方學者表示，此次會議在中日古代史學者之間架起了一座學術交流的橋梁。1993年，中國日本史研究會在天津社科院召開日本史年會暨“日本人與國際化” 國際學術討論會，日本古代史學界的權威學者上田正昭、鈴木靖民、吉村武彥等參加了古代史分組討論會。上田正昭教授回國后在日本《朝日新聞》上撰文高度評價了此次會議，他指出：“在此次學術討論會上，中國學者屢次提出令人震驚的見解，而他們指出的正是日本學者往往欠缺的研究視角和我們正在喪失的問題意識。” 165 1987—1988年中國日本史學會與日本六興出版社合作，用日文出版了由10余位中國有代表性的學者撰寫的大型日本史叢書，這是中國學者在改革開放后首次向日本學術界展示我國日本史研究的整體實力。這套總題為“東亞中的日本歷史”的學術叢書共13冊，其中涉及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的有6冊，即沈仁安的《倭國與東亞》、王金林的《奈良文化與唐文化》、張玉祥的《織豐政權與東亞》、任鴻章的《近世日本與日中貿易》、王家驊的《中日儒學的比較》，武安隆、熊達云的《中國人的日本研究史》。 中日關系研究歷來是我國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學科。在兩千年的日本歷史中，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印記在日本文化中幾乎無處不在。兩國的文化交往有物質層面的、制度層面的，也有思想文化層面的，在具體研究中又可分出考古文化、國家關系、思想文化交流、人物往來、社會習俗比較等眾多的子課題。其中，古代中日文化關系與文化交流，又是研究者最感興趣、成果最多的研究領域。1995年大庭修、中西進、源了圓、王勇、王曉秋、嚴紹璗等中日學者合編的日文多卷本《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由日本大修館出版社出版（該書中文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該“大系”獲亞洲太平洋出版協會學術圖書金獎。 1999年，戴建國發現了中國寧波天一閣博物館所藏明抄本宋天圣令（殘卷），其中包含了已失傳上千年的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的部分內容，這給曾對古代日本律令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唐令的復原研究以及唐令與日本令的比較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原始資料。日本唐令專家池田溫稱這一發現可與世界古代史上漢謨拉比法典的發現相媲美。此后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唐史專家學者集體攻關，校證了天圣令原文，對天圣令中的唐令部分進行了復原166。這一成果在日本學界引起巨大學術反響，激起了新一波研究唐令和日本養老令的學術熱潮。 2003年，日本的遣唐留學生井真成墓志在中國陜西發現。這是迄今為止在我國國內發現的唯一一件有關日本遣唐使的實物資料。墓志記載了公元8世紀日本留唐學生井真成求學長安，客死他鄉，唐玄宗憐惜英才，追贈其官職的事跡。墓志發現后在日本引起轟動，2004年墓志被迎往日本展出。我國學者圍繞墓志的釋文和史實撰寫了一批論文，對日本學界產生了良好的學術影響167。 以上這些標志性的學術事件不僅表明中國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在80年代以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而且還表明在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領域，兩國學術界的學術互動機制已經形成。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一些論著的內容比較空泛，研究課題比較集中，對史料的系統性整理和發掘還很不充分。最近二十年來，這種狀況已經有了極大的改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大，觀點也更具深度了。研究成果中不僅有宏觀的、綜合性的研究成果，還出現了一些成果質量較高的中觀和微觀的專題研究成果。這種選題的變化反映了研究的深入和進步。比如“中日農業考古的比較研究”、 “日本古代的大陸移民研究”、“古代都城制研究”、“古代日本祭祀制度研究”、“道教文化對日本的影響”、“古代寺院經濟研究”、“古代日本社會結構與身份等級制研究”、“古代女天皇研究”、“唐日法律制度的比較研究”、“古代日本家庭和婚姻形態研究”、“古代中國典籍東傳和回流的研究”、“江戶時代町人文化研究”等等。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研究選題相比，今天的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的選題更加多樣化和豐富多彩。
（二）人員、機構、研究團體和學術刊物
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國內與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有關的研究人員大體上歸屬于以下幾類機構和組織中：1、高等院校所設立的各種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室或系、教研室等；2、全國或地方社會科學院所設立的各種研究所、學會、研究中心等；3、跨院系的民間學術團體。1980年，中國日本史研究會(后改稱中國日本史學會)成立時，會員總數超過300人。這是新中國誕生以來，全國各地的日本史研究力量第一次匯聚起來，組成學術團體。學會下設的古代史分會，為中國的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架設了良好的學術交流平臺。此后相繼建立的研究團體還有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會、北京市中日關系史學會、東北地區中日關系史研究會、浙江省中日關系史學會、蘇州中日關系史學會等。 1978年以后，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吉林大學、北京大學、東北師范大學、遼寧大學、復旦大學、杭州大學等教學科研單位先后設置日本史碩士、博士研究方向，培養出了不少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生。他們當中許多人，特別是日本史博士學位獲得者多加入了日本史研究行列，補充了日本史的研究力量。 目前，中國國內有影響力的能夠刊登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成果的綜合性刊物，依創刊年代先后為序，主要有：河北大學日本研究所主辦的《日本問題研究》(1966年創刊、下同)、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主辦的《日本問題》(1972，后更名《日本研究》)、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主辦的《日本研究論叢》(1972)、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主辦的《日本學刊》(1985)、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辦的《日本學》(1989)、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中日文化論叢》(1991)、復旦大學日本研究所主辦的《日本研究集刊》(1993)等。此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等國內史學界公認的最高級別核心刊物，以及《史學月刊》、《歷史教學》、《史林》等史學刊物和各大專院校的學報上，也經常登載有份量的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論文。
（三）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的成果與課題
1978年以后我國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的研究成果與建國后17年的成果相比，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都有了明顯的提高。據不完全統計，1979年至2000年，我國出版的涉及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的日本通史、概述類著作有36種，其中通史主要有《日本通史》（趙健民、劉予葦主編，1989年）、《日本史》（吳廷璆主編，1994年），《中日關系史（卷一）》（張聲振，1986年），《中日關系文獻論考》（汪向榮，1985年），《中日關系史綱》（楊孝臣，1987年）；此外，斷代史和專門史的成果主要有《簡明日本古代史》（王金林，1984年），《中日文化交流史論》（粱容若，1985年），《日本大化改新》（禹碩基，1985年），《中日文化關系史論》（周一良，1990年），《遣唐使》（武安隆，1985年），《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王家驊，1990年），《日本佛教史》（楊曾文，1996年），《日本文化》（王勇，2001年）；主要資料工具書有《日本歷史人物傳（古代中世篇）》（伊文成、王金林等，1984年），《日本史辭典》（吳杰主編，1992年），《簡明日本百科全書》（中國社會科學院編，1994年）。 除編纂通史和資料工具書之外，我國學者還在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領域展開了大量的專題研究，擇要介紹如下。 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的研究范圍上起舊石器時代，下迄19世紀中期。舊石器時代的日本原始文化是一個充滿謎團的研究領域，研究的進展有賴于持續不斷的考古發掘。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指出更新世中期我國華北地區與日本列島之間存在陸地通道，他還認為華北與日本的舊石器文化有許多共通的特征168。 日本古代的社會性質與歷史分期是我國日本古代史學者在上世紀80年代關心的重要研究課題。邪馬臺國是中國古代官撰史書《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倭人條》 (簡稱“魏志倭人傳”)記載的日本列島上的一個小國聯盟。關于這個小國的地理位置，史料語焉不詳，多年的討論中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即“九州說”和“畿內說”。張聲振、汪向榮、趙連慶等學者認為邪馬臺國的所在地應當在日本本州島的畿內地區。另一方面，吳廷璆、王金林等學者主張“九州說”。王金林還認為，公元3世紀邪馬臺國時代的日本列島的文化發展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在九州地區存在邪馬臺國的時代，在近畿地區還存在另一個國家，即“前大和國” 169。關于關于邪馬臺國的社會性質，汪向榮、趙步云等主張“部落聯盟說”，認為邪馬臺國時代日本還沒有進入階級國家的階段170，沈仁安、沈才彬等學者主張“奴隸制國家說”，認為邪馬臺國的社會性質符合馬克思所描述的“東方的普遍奴隸制”的基本特征，是帶有“普遍奴隸制”（總體奴隸制）性質的早期國家171。王金林也認為邪馬臺國是古代國家，但沒有明確提出邪馬臺國是奴隸制國家，這與他后來提出的日本沒有經歷奴隸制發展階段的觀點有關。與邪馬臺國時代的社會性質研究相關聯，趙秉新、胡玉蘭探討了當時社會中的“下戶”問題，指出“下戶”既不是自由民、也不是封建農奴，而是份地耕奴類型的奴隸。172 徐建新認為，邪馬臺國時代的“大人”、“下戶”、“奴婢”等社會結構中的分層狀況不僅反映了階級關系的發展，也是一種早期的社會等級劃分173。 公元3世紀至7世紀中葉，日本史上稱為“古墳時代”，是西日本地區的政治勢力逐漸走向統一的時期。關于“古墳時代”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日本古代史學者非常關心的研究課題。獨具特色的“部民制”就是在這一時期發生和發展起來的。早在上世紀50年代吳廷璆就提出古代日本的部民制是“半家長制半封建”的觀點，王金林在批判性繼承了這一觀點的基礎上，認為古代日本的部民存在多樣性發展，提出部民中存在3種不同類型：即“奴隸型部民”、“隸農型部民”和“農奴型部民”。并進一步指出，古代日本沒有經歷奴隸占有制社會階段，自原始社會瓦解后直接向封建社會過渡174。另一方面，張玉祥、禹碩基、武安隆、馮興盛、李卓等多數學者都認為部民制就是奴隸制。吳廷璆也在80年代修改了自己過去的觀點，轉而主張“奴隸制說” 175。 古代中日關系和古代東北亞地區與日本的關系也是日本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領域，主要關心的問題有舊石器時代日本列島與大陸的關系、新石器時代的繩文時代文化與大陸的關系、大陸移民移居日本問題、徐福東渡問題、中國大陸的稻作文化東傳日本的問題、漢魏時期的中日關系古代日本與朝鮮半島的關系等。吳杰、張聲振、李卓、韓昇、王勇、葛繼勇等將古代東亞大陸移民移居日本的研究進一步細致化了。汪向榮、王金林、孟憲仁探討了徐福東渡的問題。安志敏、嚴文明、蔡鳳書等考古學者探討了彌生時代中國大陸水稻農業技術東傳日本的問題。另外，在這一研究領域，我國學者還對以往日本學術界擅長的研究課題展開有針對性的研究。比如，關于日本彌生時代至公元5世紀日本古墳中出土的三角緣神獸鏡的屬性問題，我國考古學者王仲殊指出，日本的三角緣神獸鏡不見于中國各地遺址，當是中國江南地區吳國的工匠東渡日本制作的。這一觀點對解釋中國文明對日本邪馬臺國卑彌呼王權的影響頗有幫助，后來在日本學術界引起熱烈討論176。高句麗好太王碑文由于記述了公元4—5世紀時倭人在朝鮮半島的活動，，所以也受到日本古代史家的關注。圍繞這一金石文字資料，多年來一直存在爭論。徐建新對國內外傳世的好太王碑早期拓本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利用一手史料對碑文的釋文、早期拓本的制作和傳布、石灰補字的原因和性質、各時期拓本的編年方法等問題做出了新的探討177。 我國學者認為，大化改新（645年）是日本古代歷史的重要轉折點，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在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中國學者圍繞大化改新的歷史背景、“改新詔書”的真偽，改新的過程、大化改新前后的日本社會、大化改新的歷史評價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劉毅、吳廷璆指出公元6世紀末至7世紀初的推古朝改革是的話關系的準備和先聲，為大化改新提供了準備和基礎。日本學術界對大化二年（646年）頒布的“改新之詔”的可信性一直存在爭論。在我國學界也存在“肯定論”和“否定論”兩種觀點。武安隆等學者指出，即使“改新之詔”的某些條文出自后世的作偽，但作為一次政治改革運動的大化改新是不能否定的178。宋家鈺將唐代的土地制度與大化改新后實施的班田制進行了細致的比較，指出日唐兩國的民戶授田規定基本相同，但日本班田制未采用唐均田制的寬鄉授田法，而只采用了狹鄉授田法179。關于大化改新后的日本社會性質，目前國內占主導地位的是“封建說”。吳廷璆在國內首倡“大化改新封建說”（1955年），孫義學詳細論證了大化改新具有早期封建制的特點，張玉祥指出，大化改新后的日本社會不是“國家規模的家內奴隸制”，而是國家封建制180。徐建新分析了奈良時代日本社會結構中的身份等級制度，指出當時的“良賤制”下實際存在三個等級，即有位貴族等級、公民等級和賤民等級181。大化改新是上世紀80年代國內日本史研究的一個熱點，當時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進展，但也存在不足。比如當時的大多數研究成果是理論歸納或宏觀概括，缺乏對史料和考古學成果的實證性研究。因此該項研究今后仍有進一步深入的必要。 從公元6世紀至10世紀是古代日本在政治、經濟、宗教、思想文化等方面大量引進中國大陸先進文化的時期。因此這一時期的中日關系的研究長期以來備受關注。其中主要的研究課題有“日本遣隋唐使節研究”、“鑒真東渡”、“白江口之戰”、“渤海國與日本”、“唐日古代都城制度比較”等。80年代至90年代圍繞上述課題的研究成果有300余篇部。胡錫年、戴禾對唐代的日本留學生的人數、出身、留學生活和對日本的文化貢獻做了全面的論述，池步洲、武安隆、姚嶂劍出版了專論遣唐使的著作182。孫蔚民、汪向榮、王金林詳細考察和評價了鑒真對日本文化的貢獻，汪向榮、王金林還就鑒真在日本是否受到當地佛教教派排擠的問題闡述了不同的見解183。王承禮、魏國忠、馬一虹等論述古代日本與唐朝的地方政權渤海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的交往184。 對鐮倉、室町幕府時期的研究，即日本中世史的研究主要圍繞封建莊園經濟、城市生活、商品經濟、城下町、豐臣秀吉的太閣檢地等問題展開，研究成果數量不多，但研究頗具深度。童云揚、趙寶庫探討了中世紀莊園制的解體過程185， 姚凱分析了日本城下町形成的原因，趙連泰、左學德評價了太閤檢地的歷史作用186。此外我國學者還對中世紀的中日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研究課題有明代倭寇、中日勘合貿易等，武寅還探討了豐臣秀吉拒絕接受明朝冊封的原因187。 與日本中世的研究相比，對近世，即江戶時代的研究十分活躍。在研究中人們的關注點主要有幕藩體制、武士與武士道、鎖國政策與對外關系、近世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封建領主制的瓦解、町人文化、思想文化與教育。在近年的研究中還開辟了德川時代的幕政改革、貨幣制度、庶民的伊勢信仰、寺子屋教育、商家家訓、經世學派等新的研究課題，成為日本近世史研究的新的研究增長點。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自2003年開始出版“德川時代史系列研究”叢書，已出版的有沈仁安的《德川時代史論》（2003年）和李文的《日本武士與日本的近代化》（2003年）兩部專著。左學德、吳建華探討了近世幕藩體制的形成過程和特點188。趙連泰在研究中強調幕藩體制既有地方分權的相對獨立性，又有各藩受制與幕府統治的從屬性189。李岳泉、施超倫、王中田等分別考察和論證了武士階級的精神觀念形態以及儒學與武士的關系。在日本近代化成因的討論中，江戶時代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受到高度重視。祝乘風指出，江戶時代兵農分離和“參覲交代制”等政策為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趙成國則著重論述了農民商品經濟的產生、發展及其歷史作用190。 鎖國政策是江戶時代的重要外交政策。管寧、金桂昌、馬依弘等對日本鎖國政策的成因和后果進行了熱烈的討論191。多數學者對日本鎖國政策持基本否定態度，但也有學者指出，日本的鎖國政策阻止了西方殖民勢力的進一步滲透，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地位，這是其最大的歷史功績。還有學者指出，在長達200多年的鎖國時期，日本并不是處在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的孤立狀態，通過日本-荷蘭和日本-清朝間的貿易，日本并未停止過對外部先進文化的吸收。 日本社會近代化的成功與近代思想的形成有密切的關系，以“南蠻學”、“蘭學”、“洋學”為代表的西學對日本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人們十分關注的課題。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新的歷史時期，研究和總結日本近世的西學東漸的歷史，又有積極的借鑒參考意義。關于這一課題的研究主要圍繞“西學傳入的過程、內容和對日本的影響”、“日本封建思想家的回應”等問題展開。趙健民、呂萬和、趙德宇、馮瑋、李廷舉、周維宏等從西學的興起、演變、各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等不同的角度，對日本近世西學東漸的影響進行了深刻的分析192。 對江戶時代日本傳統思想的研究也取得豐碩成果，儒、釋、神道是研究日本古代思想史的基本領域。王家驊的《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等專著集中反映了國內學者關于日本儒學研究的學術水平。李威周的《中日哲學思想交流與比較》、卞崇道的《日本哲學史教程》等著作，對日本哲學思想作出了新的探索193。 1978年以來的日本古代中世紀史研究可以說實現了歷史上少見的繁榮發展，使該領域的研究成為我國對周邊國家的歷史研究中，學術交流最為活躍，成果最為豐富的研究領域之一。但是，也應當看到我們的研究還存在不足，不可盲目樂觀，更不能關起門來自吹自擂。總體上看，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主要反映在以下幾方面：第一，斷代史研究的整體布局不均衡，古代史的繩紋時代、彌生時代、古墳時代、奈良朝、平安朝史和近世的安士桃山、江戶時代史的研究成果相對密集；但舊石器時代、中世的鐮倉、室町時代史的研究成果相對缺乏。第二，專題研究的分布也存在不平衡的傾向。比如，中日關系、文化交流、民族性格與文化特征、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研究水平較高；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社會等級與階級、宗教等問題的研究相對薄弱。第三，日本史研究不僅需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宏觀指導，也需要在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史料學等具體的研究領域進行研究方法論和研究手段的創新。30年來，日本古代中世紀史學科在史料收集和實證性研究方面做的較好，但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創新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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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3-7-18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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