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碎念——隨便談談我對目前古代史研究的一些看法

月光的森林

以下為即興而書，天馬行空，難免疏漏，諸位吐槽拍磚莫過犀利。

A
大致可以確定，中國古代史經過百年的研究（即現代史學）的局面如今呈現出二種研究勢頭，一種是依靠新的材料的解讀來進一步深入，一種是轉向新的研究方法。前者早些年來說以敦煌文書，晚些如天一閣天圣令的發現可為代表。后者受歐美史學觀念的影響，開始將研究對象細致化、具體化、微觀化，還有就是學科交叉化，典型如社會史的興起。

二種研究趨勢的長處自不必說，但是我想說的是，前者的研究在實際的操作中并不現實。因為一般來說，除去金石類，大部分新材料來源于兩個地方：地下或者較大的圖書館。說點內幕的話，這兩個地方發掘出來的東西，一般都要經過某些特定人物的手，雖然這些人寥寥可數，但材料在他們的手中完全得以消化后，才會慢慢得以公布，基本上價值都已經被那批人化為成果。比如帛書的出土，發掘蠻早的，帛書的具體內容卻被捂了好久，原因呢？還需要說？遵循傳統的研究方法在傳統的研究領域內生存頗為不易，尤其是在成果頗豐的中古研究（3—9世紀），前人的成果已經形成無法逾越的高峰。更多的老師開始轉向我上面所說的第二種研究方法。如社會史、環境史、公共衛生史等等。如果想以后從事一直從事學術，我覺得這些都是有前景和價值的領域。

B
個人覺得，中國古代史研究的一個很大問題就是裹足不前，思維保守。至今還有人沿襲清代漢學考釋之路，進步點的沿襲蘭克實證主義方法，再好點的消化下年鑒派等一些西方思想。毫不客氣地說，百年前中國理工人文社科等學科遵循西方研究道路后，如果說現在的理工科研究落后于西方三十年的話，那么歷史學科至少落后于五十年。中國史學不會有人寫出《地中海》之類的里程碑似的史學名著，也不會出現劍橋學派和年鑒學派之類的群體，因為我們現在所認為的新思想其實是在炒人家幾十年前的冷飯。

所以，大部分人買書都會買如古籍可以長久保存的書籍，而時人的史學著作去圖書館借來看看即可，不必刻意收藏。

當然，歷史不是最慘的，古代文學的研究甚至比歷史研究的形式還要嚴峻。

C
有人認為，外語對中國古代史研究來說基本沒用。但是，如果你想做一個好的史學研究者，必須拋卻這種偏見，沒有交流，永遠都是裹足不前。古人在出行艱難的情況下仍然跋山涉水求學交流，而今天合格的史學研究者至少能夠關注、明白和跟緊全球前沿的腳步。至于能不能消化，就靠自己了。你要明白一點，中國史學在梁啟超提倡新史學之后，就完全走向了西方研究范式的道路，這種潮流在今天裹掖了基本所有的主流史學研究者，不可逆流。所以，無論是哪個領域，如果想在主流史學界生存，你必須面朝西方，而不是腳下。

D
排除個別情況，整體而言臺灣頂尖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學位論文質量遠超大陸頂尖大學的，原因只有一個，對岸的接受了更為活躍的、開闊的、發散的史學研究方法、理念。去知網隨便下載一個大陸碩博士論文，很少很少有人會在研究綜述中說清楚他寫的對象在外國的研究狀況。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可以如此形容。學生如此，老師亦如此，大部分普通院校的導師們并不比他們的學生好到那里去。

一個可怕而扭曲的共識是：中國古代史，國內研究是最好的，外國人只是湊湊熱鬧。

可能自家人覺得稀罕，實際上如今中國古代史的研究成果基本在國際學界上是拿不出手的，是的，也許我們占有別人所沒有的新材料，但是占有不等于就能創造出史學成果，諸位大佬們的研究仍然像是古材料整理者，本質而言和圖書館管理員沒啥區別。就我所知，可能國內對宗族社會的研究大概還拿得出手，常建華07年在法國大名鼎鼎的《年鑒》上發表過長達50多頁的一篇論文，而這，也是《年鑒》創刊七十多年來中國史學界所發表的唯一一篇，是空前，但希望不是絕后。

E
我并非極端主義者，亦非虛無主義者。前幾天聽傅璇琮（國內唐宋文學泰斗）講座，他說，每一代學人都有不同的學術追求和超越精神，而不是拘束于前輩的框架里。可能造成以上諸多問題的還有體制等大的社會背景，但整個史學界自身也有問題。

與諸位共勉！

PS：欠87版主的另一篇還得拖幾天，見諒：）

mali850224

嘗試著針對樓主的觀點發表下看法：
關于A，兩種研究勢頭都是19世紀后隨著考古新發現以及西方史學理論及其與其他學科的發展、交流而產生的。對于第一手資料方向的研究，不太贊成樓主的觀點，原因如下：1、二十四史對我國史學界的影響不言自明，通過考古資料來印證或推翻史書的敘述，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嚴謹的態度和充分的史料來支持。再者，對考古資料的研究不能以發現時間的長短來衡量，比如馬王堆帛中涉及戰國故事的那部分內容，其和史書中的戰國故事有什么關系？從中如何理解戰國故事的形成與發展？這些問題我想再過個50年，也未必能弄清吧。再者關于接觸第一手考古資料的人就那么幾個的觀點，目前針對出土的簡帛，文物出版社都會在清理釋讀工作結束后，出版考古報告和釋讀的簡文，只不過這些書價格頗貴，一般的學子不能承受。至于過去發掘的那些帛書，的確存在出版不及時（時代背景原因，大家懂的）考古報告有瑕疵等問題。比如睡虎地秦簡，出了好幾個版本，卻多少有些遺憾，而且在考釋方法上存在不科學的地方，這些遭到了以永田英正為代表日系歷史學者的批評。再如居延漢簡，20世紀初發掘了第一批，但是到了40年代才通過石印發表簡文和研究成果，50年代才發表圖版。去年我購買到了當年的原書的影印版，前言中作者勞干寫到由于時局，該書印制頗為艱難，質量也不易，如果有脫字或者模糊的地方，可以給他寫信，標示頁碼，他和研究人員會將漏掉的內容抄好寄回。
至于接觸這些材料的就那么幾個人，我覺得首先得問，目前還有哪些學者有這個資格和能力接觸這些東西呢？就好比文物對于去博物館的觀眾和專業人員，其意義還是有不同的地方的。目前國內雖然研究簡帛的人很多，但頂尖的，能有突破性成果的，就那么幾個。而這些學者年紀都很大了，缺少高級人才才是問題的關鍵。至于一般的學者，我覺得通過博物館去看，或者圖書館借閱圖版和簡文的書籍就可以了。
關于公共史、社會史的發展，推薦大家看看《結構與解構》一書。隨著薩特存在主義的式微和結構主義的興起，“無意識”開始占據了學界舞臺。但是，結構主義的狂妄以及消滅傳統史學的嘗試也最終導致了自身式微。馬克思韋伯說過，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界限，超過了界限，學科自身就喪失了存在的意義了，雖然是存在主義式的回答，但確實很好解答了結構主義對待傳統史學不正確的地方。因此，雖然在結構主義影響下，文化史、社會史、婦女史等新興史學興起了，但是碎片性和模糊性始終伴隨著它們。在我看來，這些新的史學研究方向是一把犀利的刀，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但是在解構傳統體系的同時，要建立新體系就顯得吃力了。
關于B
我覺得史學學者看待問題首先要客觀，不能有主觀色彩。樓主“如果說現在的理工科研究落后于西方三十年的話，那么歷史學科至少落后于五十年。”這句我實在不敢茍同。首先，差距的時間您是怎么算出來的？再者，史學和科學不一樣，科學講的是規律，而規律是可以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出，并且可以借助規律去預測未來。史學卻不存在規律，歷史更多的是偶然，歷史更不能預測。這點在杜先生的《史學方法論》里已經講的很清楚了，史學就是史學，不是其他。另外，關于中西史學的比較。首先，必須承認中西史學必須進行交流和互相借鑒，才能有新的發展。但是，這不意味著徹底否定中國的古史研究手段。西方的研究手法，在宏觀上是有其出色的地方，特別是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但是，中國古代史還是有其特別的地方，不依據乾嘉學派的手法，我想未必能研究出什么來吧。研究中國歷史，最豐富的史料還是古籍，而上古的古籍，尚書、詩經、春秋之類的，文法晦澀難懂，如果不一一考據清楚，怎么弄從宏觀上得出結論呢？國內古代史研究確實存在很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不是研究方法落后，而是......大家都懂的。而且，要推翻一樣東西很簡單，但是推翻的過程是否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想到這里，我覺得學者們都會慎重行事吧。
關于C
同意樓主的中西交流觀點，但要指出的是，第一，國內古代史的研究并沒有排斥西方，如簡帛學，和日本，美國等知名大學和學者的互動就比較頻繁。再者宗族研究方面，也大量借鑒了西方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樓主說“你要明白一點，中國史學在梁啟超提倡新史學之后，就完全走向了西方研究范式的道路，這種潮流在今天裹掖了基本所有的主流史學研究者，不可逆流。所以，無論是哪個領域，如果想在主流史學界生存，你必須面朝西方，而不是腳下。”這句我不太明白。梁之后中國史學是否完全走向了西方研究范式還待商榷吧。至于研究方法上，我想國內的學者多少都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而西方的學者也如是，畢竟互相學習和交流是絕對必要的，但是要在主流史學界生存，就必須面朝西方？什么是主流史學界？概念不嚴謹。即使是按照一般意義理解，那乾嘉學派應該放哪里？再早點劉知幾、杜佑放哪里？我們的史學是自古流傳的，推翻了他們，我們這些學歷史的那才叫不能生存，都要被關牛棚了。
關于D
同意論文質量和對岸的說法。但是我覺得論文不是衡量歷史學科發展的唯一指標，而且史學研究需要長時間的消化，發表論文背后是職稱、利益關系，講的是及時、高效和數量，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關于E
同意要有超越的精神，但是我還想說，超越之前首先要嚴謹、更應當有負責的態度，所謂史學、史才、史實、史德，缺一不可。

月光的森林

A  
關于考古發掘那個事情，我指的不是上個世紀，而是近一二十年，你的例子不具有代表性。以近些年為例，無論是考古還是天圣令之類，不存在出版問題。我直白說吧，很多材料在某些群體研究透徹后才得以公布，其帶來的延遲導致其他人在此領域并無多大作為。
B
不能有主觀色彩？想必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的觀點里面不帶有主觀色彩，圣人也不會如此。任何的觀點和立場都必然帶有自己的主觀的色彩，歷史不是數學，不是可以計算的。古往今來，你找一篇不帶有主觀色彩的論文和著作？
乾嘉學派誠然為中國傳統治史方法，它和蘭克史學有什么區別嗎？本質上而言并沒有，都是實證主義史學，都推崇證據說話。
說到這里，我明白，我和你的分歧在于：你認為歷史的目的在于考據清楚事實，也就是求真。我認為歷史是不可能得到最真實的還原，史料的存在在于合理地解釋歷史（解釋非還原），考證史料只是第一步，也并非終極。
國內古代史為何在過去的六十年里裹足不前？民國史學大家在近六十年內哪個煥發出青春了？（如果你認為這六十年超過了上世紀前50年，請舉例，除了經濟史部分），最大的問題在于研究理念和范式。
我不認為繁縟的考證能夠推動中國史學前進，清代漢學是小學的極限，在如今的教育體系下，不可能再出現一個類似的高峰。
C
你所謂的互動頻繁只能說是一種表象，請人做個講座不代表領悟了整個西方學界。因為，考慮下國內目前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有多少，再算下頻繁對外交流的又有多少？這個比例有多大？個別的學校不能代表所有，個別的頂尖人物也不能代表所有。你如果了解國內中部、西部的學校你就知道，絕大部分的中古史研究者并不是熟知前沿動態。 如果你是老師，我想知道下你對你研究領域動態的了解有多深？如果你是學生，你可以問問你導師他了解又有多深呢 ？
章太炎之后，新史學嚆矢于梁啟超，中國史學道路開始向西方靠攏。統治學界多年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不是西方傳過來的？至今，除了研究對象和材料不一樣，說一個例子，近些年歷史學科很多寫論文，開始流行加副標題，這個做法就是從西方傳來，此外文章格式 結構什么的，和乾嘉學派有什么關系？
請你舉出西方史學學者吸收了中國傳統史學的哪個方面？具體點，最好注明人物 和他的原話的出處。
主流史學界指的就是我上面說的那種按照現行的研究理念、范式來進行研究的群體，也就是能夠被大部分研究者所認可。
D
論文和成果不是衡量發展的標準，那么什么是標準呢？長時段內沒有成果拿出手，難道不覺得有問題？

希望在基層

先占個樓，有時間再拜讀

月光的森林

我認為，自蘭克以后（可能再加上阿克頓的劍橋學派），歷史哲學的興起將整個西方歷史研究從單純的考證帶到了更高的層次，因為在哲學層面上，才會考慮歷史是什么以及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從而引導具體的研究擺脫傳統的對歷史的認識。傳統的中國史學精神有著自身的優點，但是缺乏對史學本身的追問，從而在乾嘉學派時達到了最高峰，但也開始了衰落期和停滯期。無論如何，現代史學理念（指引進來的）將史學家關注的目光從帝王將相轉向下層，將聚焦在政治史上的目光開闊到經濟史、社會史等，無疑對我們認清和了解過去大有裨益。綜觀清代漢學，其煌煌成果背后，缺乏對小人物和底層的關注，缺乏對微觀世界的觀察，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時代局限。如果還沒有意識到“過去的歷史事實究竟能不能被完全客觀重建？”這個命題的存在，而認為歷史的終極目的就是考據和還原事實，可以說缺乏對歷史在哲學層面的認知，其實質也就是沒有跳出乾嘉學派的范疇。

mali850224

樓主的回復讓我深感惶恐，首先要感謝您耐心細致的指教，受益良多。
還是想繼續發表下觀點，有些淺薄，望批評指正。
A，您說的是原始資料的壟斷問題。確實，這阻礙了史學的發展和進步，但在目前的情況下，似乎也沒有太好的改變辦法，算是一種悲哀吧。
B，同意您的觀點，史學學者無時無刻都在面對價值判斷，在歷史問題上要勇于做出價值判斷。對于您和我之間的分歧，我想補充的是：我強調了求真，在求真之后才再追尋歷史的真諦，盡管不可能完全的得到真實，但也要無限接近吧。我從未說將求真作為歷史的終極目標，這種觀點無疑是有害的。關于史學大家這個問題，您指出了時間是最近60年，這我就明白了，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不用細說，確實是個大問題。不過，在教育層面，我仍然堅持不能輕易的否定和丟棄乾嘉學派的東西，如果離開它們，上古的史籍顯然就晦澀難懂了，對于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和發展也會產生不好的影響。
C，您說的教育層面問題比較大，確實目前我國急需扭轉這個局面，辦法如何，不好說。關于第二部分，我想中國史學向西方靠攏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但是這種靠攏是否意味著要全盤西化？我還是存有懷疑的。我并不想否認普遍性，但是我也不能不對中國史學的特殊性視而不見。經歷了幾千年幾乎不間斷的發展，中國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還是有其固有的價值和存在必要的，在面對西化的同時，如何升華自己才是關鍵。至于乾嘉學派我更愿意把它看做一把鑰匙，丟棄它我想后面的追尋歷史真諦也就會受到影響吧？另外西方學者受到乾嘉學派的影響這方面，如果是論文寫作，那確實沒有。在研究中國史上，確實受到了影響，比如左傳方面，高本漢對一個字的訓詁就是乾嘉學派的手段，不過由于粗心，未能翻到是第幾頁，以后補上，先致歉。不過西方學者研究西方史學方面，確實沒有乾嘉學派的影響，我想樓主要表達的應該是這層意思，這點是我鉆牛角尖了。
D，確實論文是一個衡量標準，但是我還是覺得中國古代史，特別是上古史，要很快的拿出論文和成果，實在是有點為難，當然這也涉及到樓主說的原始材料壟斷問題，但更大程度上，我覺得還是原始材料原本就短缺、晦澀導致的。當然我講的這個應當是特殊性了，樓主要表達是對目前學界現狀的擔憂，這確實值得我們警示。

西方史學，特別是歷史哲學對整個世界史學界的進步和升華作用，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在面對中國古代史方面，我還是堅持不能輕易放棄乾嘉學派的研究方法。對中國古代史學的源流，中國古代文學、哲學的追尋，所涉及到得史籍，若是離開了乾嘉學派的研究方法，實在是難以想象。有些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定論，倘若再放棄訓詁學，面對生澀的古籍應當如何入手呢？我想只有先理解史籍材料，然后再建筑高層架構，這個方法應當是不會錯的。對于歷史教學也是有益的。
另外，我并不想否定其他新的史學研究方法和切入點，相反正是它們豐富了史學。然而面對中國古代史，特別是上古時期的社會史、經濟史，除了考古資料，最豐富的還是傳統的史籍，對史籍的了解，包括對出土文獻的解讀，仍然逃不出訓詁學。因此，在目前史學學者整體素質下降的情況下，若再不打好基礎，實現中國史學的飛躍我想難上加難吧。
我能理解樓主對學界狀況的焦急之情，但是針對中西史學方法的取舍上，我還是認為要慎之又慎。

齊魯小卒

今兒一大早爬起來寫論文作業，發現月光前輩的文章，特來拜讀一下。文章是凌晨兩點多寫的，月光確實辛苦！

月光說中國史學研究者就像圖書管理員，說的精辟！當今史學貌似就是乾嘉史學的再版，中國當代的歷史學者只能搞搞“歷史是什么”，而在“歷史為什么”方面沒有什么成就。而歷史學的歸宿恰恰不是局限于史實本身，而是史實背后的規律。

LS的朋友質疑月光提出的中國史學落后西方五十年的說法。我倒是想就此問題跟大家算一筆時間賬：試問中國當今之史學比一百年前的晚清民國時代如何？固不如也。那民國時代比歐美如何？亦不如也。如此看來，中國今天的史學研究落后西方何止五十年，雖言百年不為過也！ 這個現實我們必須正視！

月光文章有遺篇，面對今天中國的史學研究現狀，我們這些蕓蕓之輩應何去何從呢？（不談專家，就談我們平庸的人）我覺得如果在國內從事史學學習和工作，應當力圖面對現實而又規避現實。既然現有環境限制我們在學術上的作為，不妨多在史學的社會功能上做做文章，發揮史學對現實社會的引導作用。就像晚清諸如魏源那一帶開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他們所處的學術環境比較糟糕，他們的學術水平其實也不高，但他們卻利用極其有限甚至畸形的學術，給當時社會以發聵震聾的影響，可謂末世英雄。

中國史學今日的任務，不是學習西方力圖趕超西方，而是學習西方來解決自己的現實社會問題。縱覽西方的史學，尤其是文藝復興、近代民主革命以及世界大戰時期的史學家，他們都深刻關注著自己的時代，著書立傳以資當世。就像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哪一部著作不是深切關注他們自己所處的時代，力圖探索當世之真理呢？

說句極端的話，我讀中國學者的書，是為了考試，不得不讀。讀外國學者的書，是種享受。

nbwangchao

守教了。

uch

拜讀。樓主神帖多多益善。

大步走開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