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論壇
標題: 從結構入手降低企業負債率和債務風險 [打印本頁]
作者: 人大財政 時間: 2018-5-7 22:28
標題: 從結構入手降低企業負債率和債務風險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企業債務快速增長，造成企業的負債率不斷攀升、債務風險持續積聚。隨著近兩年去杠桿的推進，企業負債率出現由升轉降的跡象，但債務水平仍處于高位，降杠桿任務依然任重道遠。我國企業債務風險較高，不僅是因為債務相對規模較大，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債務的結構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現為債務高度集中在某些行業、不同類型企業杠桿率分化明顯等方面。 當前企業負債率偏高，債務風險隱患較大。我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負債率（即債務余額占GDP比重），在國際金融危機后快速提高，從2008年的12月的96.3%一路攀升到2016年6月的166.8%。在此之后，受益于去杠桿政策的實施，企業負債率開始由升轉降，到2017年末回落至156.9%，相比最高值已降低了約10個百分點，但依然遠高于90%的國際警戒線。另外，我國企業債務在債務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很高。國際清算銀行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底我國企業債務占非金融債務總額的比重高達65%，明顯高于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由于企業債務增長快且占比高，使得企業杠桿率上升成為推動我國全社會杠桿率攀升的最主要原因。
我國企業負債率長期偏高，與股權融資市場不夠發達有密切關系。雖然經過20多年的發展，股票市場功能逐步完善，股票融資規模持續增長，但股權融資相對規模依然偏小，企業總體而言主要還是依靠負債方式融資。另外，城鎮化加快推進引致的投資需求擴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所出臺的刺激政策，通過疊加效應驅動企業債務快速增長，使本已偏高的企業負債率在2008年后繼續不斷攀升。需要注意的是，在企業負債率大幅提高的同時，企業的投資效率和盈利能力卻在一定程度上趨于下滑。以非金融企業盈余占增加值比重衡量，該指標值從2008年的45%下降到2015年的41%，降幅較明顯。這表明企業是在逆勢加杠桿，償債能力總體上趨于弱化，導致債務風險變得更為嚴峻。
結構性矛盾是企業債務問題的主要癥結所在。我國企業債務問題，不僅是一個總量問題，更是一個結構問題。企業負債率高、債務風險大是從整體上而言的，具體到不同行業、不同企業與不同類型債務，情況各異。
企業債務的集中度較高。企業債務在各行業的分布很不平衡，高度集中在資本密集度較高、以投資驅動為主的一些產業，包括公用事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房地產業等。2017年，上述四大行業債務在全部企業債務中的占比超過了50%。然而，這些行業的債務產出比明顯高于行業平均水平，且在2008年后快速上升，表明其債務償付能力不容樂觀。從所有制角度看，企業債務分布失衡現象也較突出，國有企業所占比重相對偏高。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我國工業部門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在產出中的占比僅為25%，但在債務中的占比則達到了42%。
債務率的分化格局較明顯。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國有企業的負債率迅速攀升，至于非國有企業，其債務水平不僅未出現提高態勢，還在一定程度上趨于下降。我國企業負債率的提升，實際上是由國有企業負債率上升所造成的。國有企業債務高企的成因比較復雜，從體制上看主要歸因于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信貸配置存在所有制偏向等。而在國有企業中，產能過剩行業中僵尸企業的杠桿率又顯著高于其他企業。此外，大中型企業的負債率比小微企業高出不少，這與不同規模企業債務融資的難易程度有密切關系。
債務來源結構呈現新變化。長期以來，銀行貸款在我國企業債務中占據絕對主體地位。但自2008年以來，隨著債券市場加快發展，公司債券在企業債務融資中的份額逐步提高。與此同時，作為規避金融管制與推進金融創新雙重作用的產物，影子銀行信貸規模也在持續擴張。受此影響，在金融危機后的9年中，企業債務中的銀行貸款比重從70%以上跌至61%左右，而公司債務、影子銀行信貸的份額則分別提高了約16%和20%。由于影子銀行游離于傳統的金融監管體系之外，潛在風險較高，其占比的提高可能會抬升企業債務的總體風險水平。
分析我國企業債務問題，還需要關注宏觀負債率與微觀負債率變化不一致的現象。在度量我國企業債務水平時，出于國際可比性考慮，多使用債務余額占GDP比重這一宏觀負債率指標；但如果用微觀負債率（即資產負債率）指標進行考察，會發現其與宏觀負債率變化趨勢不一致。雖然金融危機后企業債務余額占GDP比重不斷上升，但企業資產負債率則是下降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究其直接原因，在于企業的資本使用效率趨于惡化，導致資本產出比快速上升，且其增幅又大于資產負債率的降幅。進一步探究，資本使用效率惡化的根源，又在于經濟結構不合理、資源配置結構扭曲。
按結構性降杠桿思路繼續降低企業負債率和債務風險。分析我國企業債務的現狀特點可以看出，降低企業杠桿率和債務風險的重點和難點，主要落在國有企業、僵尸企業、投資驅動型產業及影子銀行信貸上。針對企業負債的這種結構性特征，今后一個階段，需按照中央財經委員會提出的“結構性去杠桿”思路，明確主攻方向、實行分類施策、提高政策針對性，從而更有效地降低企業負債率、化解債務風險。
大力推進國有企業降杠桿。在國企中積極開展“兩金”壓控工作，促進應收賬款回籠、清理低效無效存貨，在此基礎上加快資金周轉，增強企業償債能力。引導國企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開展債轉股，將具有較好發展前景的高負債企業作為重點支持對象。加強對國有企業降杠桿的績效考核，提高負債率控制指標在國企業績考評體系中的權重，對負債率上升過快的企業進行約談。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拓寬股權融資來源渠道。
積極穩妥推進僵尸企業債務處置。完善僵尸企業的認定標準，提高識別僵尸企業的科學性與精準性。對于僵尸企業，要堅決停止發放新的貸款，同時嚴禁實行市場化債轉股，以防止風險進一步擴大。對于尚有再生希望的僵尸企業，可通過兼并重組方式幫助其解困；而對于無救治希望的僵尸企業，應果斷實施破產清算實現市場出清，避免債務風險蔓延積累。另外，要注意做好僵尸企業職工的安置工作。
控制投資驅動型產業的債務增長。適度放寬社會公用事業對民間資本的準入要求，在收益率良好的項目中推廣實行PPP模式。交通運輸業要避免脫離市場需求的投資擴張，建立更有效的債務約束機制，通過改善服務質量、提高盈利水平增強償債能力。嚴格執行對房地產行業的信貸政策，嚴禁變相放寬貸款條件，引導房地產企業探索資產證券化，鼓勵其通過發展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等途徑轉向輕資產經營模式。
嚴控影子銀行信貸風險。進一步強化對各類影子銀行業務的監管，提升影子銀行的透明度，規避影子銀行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風險；提高正規金融資源可獲得性，加快金融市場與金融工具創新，降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對影子銀行信貸的依賴程度。
為了建立起防控企業債務風險的長效機制，還應著力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減少信貸資源配置中的政府干預，積極發展多層次股權融資市場；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提高資本產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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