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6月11日,清廷頒布《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正式啟動;約百日后,“六君子”人頭落地,改革夭折。
這場105年前的失敗改革,留給后人一個深刻的教訓:千萬不能把改革的大旗,輕率交到不靠譜的政治投機者手里。
戊戌年本是大有希望之年,但可惜的是,光緒皇帝鬼使神差,選了康有為這樣一個浮躁的政治投機者,做了變法的旗手。
傳統(tǒng)觀點,常把戊戌維新的失敗,歸咎于“頑固派”的阻撓。其實,在*98年,根本就沒什么成氣候的“頑固派”,求變已是朝野內(nèi)外一致的共識。年初,李鴻章在接受美國記者采訪時,已有“年來事多取法泰西,……欲蠲舊習之澆漓,致維新之政治”的說法;元旦前后,袁世凱也兩次向帝師翁同龢提議實施變法;嚴復、伍廷芳、張謇等,或通過報紙,或通過私人關系,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變法方案……
最能說明*98年朝野內(nèi)外存在強大的“改革共識”者,莫如徐桐和榮祿。徐桐理學出身,做過帝師,對西學非常厭惡,“門人有講西學者,即不許入見”,是晚清最有名的守舊人物,但即便是他,在*98年也已開始不斷上折子為變法出謀劃策。榮祿的“頑固派”形象,則全拜康有為在變法失敗后的宣傳所賜。史料顯示,變法期間,榮祿曾給過“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提過諸多建議;而早在變法之前,榮祿就已經(jīng)在自己的職務范圍內(nèi),努力推動軍隊改革,向西方學習;對八股取士也有諸多批判,多次“建言非設學堂不可”,并在保定、天津等地籌資設立了多所新式學堂。后世之所以給榮祿扣上一頂“頑固派”的帽子,全因為康有為在《自編年譜》里替榮祿偽造了一句名言——“祖宗之法不可變”——事實上,在戊戌維新開始之前,榮祿早已用實際行動,變了很多“祖宗之法”。 …[詳細]
光緒與康有為、梁啟超合影。這張照片是康有為利用相片合成技術偽造的,梁啟超終生未曾與光緒謀面。
改革旗手有很多,光緒偏偏選中康有為當然,改革已形成共識,并不意味著如何改革也已形成共識。如何改革,其實就是一個選擇誰來做改革旗手的問題;選擇誰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選擇誰的改革方案。雖然許多朝中重臣如榮祿、王文韶等,沒有能力提出全盤的改革計劃,但戊戌年適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袁世凱、劉坤一等輩,*比較系統(tǒng)的改革意見;而最具人望者,則莫過于翁同龢和張之洞。但可惜的是,張之洞的入京計劃被沙市教案攪黃,翁同龢則因為厭惡康有為,而被光緒罷免回籍。
翁同龢的出局,最可見光緒對康有為的迷戀。康有為早期曾走過翁的門路,通過他向光緒傳遞自己的變法意見。但翁與康接觸越深,就越覺得這個人靠不住,所以漸漸疏遠。相反,光緒卻與康有為越走越近,這讓翁同龢相當不滿。據(jù)《翁同龢日記》記載,*98年5月26日,光緒曾讓翁向康有為索要上書,翁卻回答:“臣與康不往來”,光緒問:“何也?”翁回答:“此人居心叵測”,光緒盛怒質(zhì)問:“此前何以不說?”翁回答:“臣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緒再次要翁去向康索要上書,翁對答如昨,光緒再度“發(fā)怒詰責”,翁堅持不肯代呈康有為的東西,要光緒找張蔭桓(編輯注:此人當時與康有為走得非常近)去要,光緒堅持要翁去找張蔭桓拿,兩人越說越僵,以至于翁直接頂撞光緒:“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師生間類似這種因康有為而產(chǎn)生的沖突,相當之多,如*98年正月,光緒曾向翁索閱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一書,因黃與康是一黨,翁不愿意,結(jié)果起了沖突,被光緒“頗詰難”;再如6月12日,變法啟動的第二天,張蔭桓被彈劾,光緒要翁出面力保,翁堅決表示拒絕;13日,康有為寫了一封保薦折子,以侍讀學士徐致靖的名義呈遞進來,保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等人進入變法決策核心,光緒想即刻召見,又被翁同龢以一些理由給阻止了。
終于,在變法開始后的第四天,6月15日,光緒下詔罷免了翁同龢的職務,將其逐回原籍。理由是:“每于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于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這幾條罪狀,在《翁同龢日記》里都可以找到佐證,確實不算冤枉。簡言之,光緒鐵了心要起用康有為做改革旗手,翁同龢必須出局。而光緒之所以迷戀康有為,既與其草擬的變法方案頗為眩惑有關,也因為康的某些言論,說到了光緒的心坎上,如其《上清帝第三書》里說:愿意效忠皇上的人很多,但“皇上所深知、簡任者有幾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幾人?所議論諮詢者幾人?”又說:“昔田橫有死士,李克用有義兒,李成梁、戚繼光有家丁,將帥馭卒,猶能以之赴湯蹈火,成其功名”,言外之意,即是說朝政把持在慈禧手中,光緒名曰親政,實際上并沒有任何可信賴的班子。這份*95年遞上去的折子,在*98年還被光緒反復拿出來看,其對光緒的影響可見一斑。…[詳細]
戊戌年的改革,若讓張之洞或者翁同龢這類人物來做旗手,其成就未必能盡如人意,但至少不會釀成喋血政變。而讓康有為做了旗手,其結(jié)局就只能是政變,因為康對朝廷權力結(jié)構重組的關心,遠遠超出了他對變法本身的關心。
“定憲法,開議院”曾長期被當作百日維新的主要內(nèi)容,但這個論斷是完全錯誤的。戊戌前和戊戌后,康有為及其弟子,確實都是西方議院制的鼓吹者,如*97年他們在湖南謀劃“腹地自立”,成立南學會、新政局,梁啟超就曾解釋說:“南學會實隱寓眾議院之規(guī)模,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guī)模;新政局實隱寓中央ZF之規(guī)模。”但自從康有為得到光緒賞識,所謂的“議院”之說,就被他徹底拋到了腦后,整個百日維新,他始終在不遺余力地強調(diào)君權必須乾綱獨斷,既不要憲法,也不要議會。
在進呈給皇帝的《日本變政考》里,康有為明確反對在中國開設議院,理由是:“惟中國風氣未開”,所以“惟有乾綱獨斷,以君權雷厲風行,自無不變者,但當妙選通才以備顧問……其用人議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開國會,吾今開國會,尚非其時”。康的這種主張,一度遭到維新人士的群起攻擊,而不得不于7月9日在《國聞報》上刊文解釋,康如此闡述自己中國不該立憲和設議院的理由:
“夫君猶父也,民猶子也;中國之民,皆如童幼嬰孩。聞一家之中,嬰孩十數(shù),不由父母專主之,而使童幼嬰孩主之、議之,能成家自養(yǎng)否乎?必不能也。君猶師長也,民猶徒屬弟子也;中國之民,皆如蒙學。試問蒙館之中,童蒙數(shù)千,不聽師長主之、教之,而聽童蒙共主之、自學之,能成學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國惟以君權治天下而已,若雷厲風行,三月而規(guī)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強,日本三十年而強;若皇上翻然而全變,吾中國地大人眾,三年可成。況圣上天錫勇智,千載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謀畫,思竭涓埃,以贊圣明足矣。”(《答人論議院書》)
在康有為看來,中國民眾都是些“童幼嬰孩”,沒了皇帝的專制,搞什么議會憲政,那是要出大亂子的;何況光緒皇帝英明神武,千載難逢,有如此好皇帝,憲法議院什么的純屬多余。在康有為的領導下,維新期間,康門弟子集體在報刊上撰文,制造中國不能搞議院的輿論,如麥孟華《論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陳繼儼《中國不可開議院說》等等。…[詳細]

康有為流亡海外后,不斷宣揚“頑固派”絞殺了改革。確實,戊戌年朝野內(nèi)外大多數(shù)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為的對立面,但這并不代表這些人站在改革的對立面。真正需要澄清的問題是:為什么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為的改革。
因為康有為自始至終只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書》中,康提出一個變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 康解釋說: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維新之法,只負責議政,而不涉足具體的行政,是皇帝身邊的智囊團兼立法定制機構,而非具體施政運作機構。但制度局“只負責議政”這個定位是騙人的,因為康有為同時又說: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則設法律局、稅計局、學校局、農(nóng)商局、工務局、礦政局、鐵路局、郵政局、造幣局、游歷局、社會局、武備局等“十二專局”,“新政推行,內(nèi)外皆立專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舉。凡制度局所議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換句話說,中央制度局雖然只負責議政而不負責行政,但新政的執(zhí)行仍然會由中央制度局下轄的“十二專局”來負責。于是問題就來了:中央制度局壟斷了新政的決策權;地方“十二專局”農(nóng)工商學兵無所不包,壟斷了新政的執(zhí)行權,那么,現(xiàn)存的軍機處、總理衙門、六部、地方督撫衙門,該干什么去?
事實上,康有為不但想通過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級現(xiàn)存行政體系,更次級的地方ZF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設計之外,康說:“每道設一新政局督辦……凡學校、農(nóng)工、商業(yè)、山林、漁產(chǎn)、道路、巡捕、衛(wèi)生、濟貧、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縣設一民政局,由督辦派員會同地方紳士公議新政……。三月而責其規(guī)模,一年而責其治效。學校幾所、修路幾里、制造幾廠,皆有計表上達制度局。”這樣一來,等于從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統(tǒng)。這樣子搞改革,朝野士大夫能支持康有為才怪了。
整個戊戌年,康有為最關心的事情,就是制度局能不能開起來,因為制度局能把他送入最高權力核心。他曾多次告訴梁啟超,制度局不開,一切都是空談,當譚嗣同等軍機四章京“亟亟欲舉新政”,想盡快進入具體的新政實施階段時,康有為卻表現(xiàn)得毫無興趣:“吾以制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終無當也”——唯一一次,當他覺得自己可能取代翁同龢的位置時,他讓徐致靖推薦自己,只字不提制度局。光緒對借變法之名,將從中央到地方慈禧的班子進行一次大換血,也是很感興趣。從這里開始,維新已經(jīng)滑向了權斗的深淵。光緒屢次責令總理衙門討論制度局問題,但慈禧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駁議”,其結(jié)果自然只能是流產(chǎn)。康有為也覺察到了朝野內(nèi)外普遍的反對意見:“我請于京師開十二局,外省開民政局。于是流言紛紜,咸謂我盡廢內(nèi)閣六部及督撫、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動,外省悚驚,謠謗不可聽聞矣。軍機大臣曰: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而已,必不可開。”制度局流產(chǎn)后,康有為改頭換面,又鼓動光緒開“懋勤殿”、“置散卿”、“議政局”等等,結(jié)果無一不是流產(chǎn)告終。整個百日維新期間,極少見康有為上折子討論新學堂怎么搞,新農(nóng)商怎么搞、新軍事訓練怎么搞……他只是一面不斷自己上折子請開制度局、懋勤殿,一面讓人不斷上折子推薦自己、梁啟超、譚嗣同等進入制度局、懋勤殿。
康有為領著光緒,在制度局這樣一條無政變之名卻有政變之實的路上狂奔,自然不會有好結(jié)果。制度局給新政帶來了莫大的阻力,什么都推行不了,時人記載,當光緒向慈禧請示懋勤殿問題時,“太后不答,神色異常”,以至于光緒“懼而未敢申說”。而光緒的一次率性沖動,一次罷免了禮部六位堂官,則被慈禧視作皇帝已迫不及待想要奪權的征兆。而當康有為有意把伊藤博文也引入懋勤殿時,慈禧終于坐不住了,“六君子”的人頭隨即落地。…[詳細]

康有為在戊戌年登上最高政治舞臺,實在是一場悲劇。他的一生,充滿了政治投機。*95年的“公車上書”,他組織了簽名,最終卻沒有去都察院遞交簽名,事后卻信口雌黃,說都察院拒收他們的簽名,將自己打扮成掀起“公車上書”的領袖人物,殊不知,那一年上書的*省“公車”們,絕大多數(shù)都沒有參加康組織的簽名。出身廣東的康有為,甚至都不能得到同省“公車”們的擁護,他只征集到80名廣東的簽名,而另一個名不見經(jīng)傳的陳景華,卻鼓動了一場280多人簽名的廣東公車上書。
在宣傳上作偽,是康有為一生慣用的伎倆。維新期間他明明堅決反對“立憲法,開議會”,為洗白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他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編輯的《戊戌奏稿》,大規(guī)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刪除其中擁護專制的文字,摻入主張民權、憲政的內(nèi)容。如其中的《應詔統(tǒng)籌全局折》,清宮檔案所藏原折有一段提綱挈領的話,認為維新的當務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而采天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二曰開制度局于宮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從新商定;三曰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康有為自己公布的版本中,這三件事卻變成了:“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國是,二曰立對策所以征賢才,三曰開制度局而定憲法。”硬生生摻入“憲法”二字,還將其與“制度局”聯(lián)系到一起,以洗掉制度局的奪權色彩,仿佛制度局是為了“定憲法”而設的一般。
康有為進呈給皇帝的著作,與公開刊行本之間,也有極大的區(qū)別。如康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公開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權的化身,進呈本里,卻是皇權專制的堅定維護者。刊行本里說:“民為貴,但以民義為主,其能養(yǎng)民、教民者則為王,其殘民、賊民者,則為民賊”,到了進呈本,卻成了:“(天降圣人)……以天統(tǒng)君,以君統(tǒng)民,正五位,立三綱,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義。”不止于此,康還篡改了光緒的密詔,也篡改了譚嗣同的絕命詩。光緒尤其不可能知道的是:維新前一年,康有為還在湖南積極籌劃“腹地自立”的革命運動,宣揚“保中國不保大清”,光緒一召見,康立刻從革命黨變成了改良派。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許多人往往認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為一系的人。其實遠非如此。被殺的軍機四章京里,楊銳和劉光第是張之洞推薦的,林旭是榮祿推薦的,只有譚嗣同是鐵桿的康黨。劉光第對康有為素來反感,楊銳目睹康黨一班人的輕躁冒進,在軍機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針氈,家書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嘆。殺了楊銳、劉光第、林旭,也就等于絕了張之洞、榮祿等人接手改革的可能,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損失。…[詳細]

參考資料: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中華書局; 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三聯(lián)書局;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華書局。
你學的文科還是理科啊 我只佩服梁啟超 是真正的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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